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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延寿的个人著作有哪些 他的本传有几本

李延寿,男,生卒年待考。唐代史学家,今河南安阳市人。贞观年间,做过太子典膳丞、崇贤馆学士,后任御史台主簿,官至符玺郎,兼修国史。

特色

编次别代,共为部秩

他采用纪传体通史的体例,分别对南、北朝史事做贯通的叙述。他把魏(包括东魏、西魏)、北齐、北周、隋四代史事编成《北史》,起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(386),至隋恭帝杨侑义宁二年(618),共二百三十二年。其实,隋已统一全国,本不应单列于北史,延寿此举可能有两点考虑,一是隋承继北周,将隋列入北史在编写上较方便,否则要在南、北两通史外再编一隋史,易给人体例混乱之感;二是将隋列入《北史》,可以突出唐统一的重大意义,为本朝政治利益服务。延寿把南朝宋、南齐、梁、陈四代史事编成《南史》,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(420),至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(589),共一百六十九年。

正因为李延寿用通史体例叙述南、北朝史事,所以打破了朝代的断限,分别对北朝、南朝的人物、史事作归纳集中,两史的帝纪、后妃、宗室均依照朝代先后顺序排列。以下的诸臣列传则大体有先后顺序,对一些高门大户则其子孙附其父祖传中,连缀书之。《南史》以王、谢二大姓为主,《北史》以崔、卢二大姓为主,家族体系分明。其他类传更进一步打破了朝代的断限。这种作法,引起后世某些学者不满。清代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学者认为延寿叙例为家传之体,不应用于国史。著名考据家王鸣盛批评延寿使国史变成家谱,最为谬妄。其实这些批评者有些过于拘泥正史体例,没有看到李延寿对正史作法是因循中有创造。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为数代之通史,正为断代正史之变例,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。首先,南北朝各代统治时间都不长,往往一人历经数朝,有时很难恰当把某人归入某朝,所以延寿把断代之体变为通史之体;其次,南北朝时门第之风大盛,王、谢、崔、卢等高门大族与南北朝相终始,在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等方面举足轻重,延寿注重谱牒世系是对历史的如实反映,而且世族牵连附传,便于读者检寻。

鸠聚遗逸,以广异闻

李延寿之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,并非简单将旧史删节、离合而成,而是尽量充实了一些新的史料。针对旧史作者重视官方资料而忽于私人记载,延寿有意把自己补充史料的重点放在“易为湮落”的“小说短书”上,他认为这些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在延寿之后的著名史评家刘知几也持同样观点:“大抵偏记小录之书,皆记即日当时之事,求诸国史,最为实录。”这两位史家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,因为官方记载受种种牵制,往往不能据事直书,隐讳必多,而私家记载多记亲历之事,没有审查之类的控制,较能求其真。南、北二史和《南齐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北周书》比较,增加了不少重要的史实。就梁代史来说,《南史》比《梁书》多立了王琳等十余传,对原有的某些传也充实了内容,如《范缜传》。延寿所增内容固然有关于“人之善恶,事之成败者”,但由于延寿对奇闻异事兴趣较浓,导致所增内容中有不少神怪荒诞之事和无关宏旨的琐言碎事。如阴子春传中,《南史》就比《梁书》增:青州有神庙,刺史王神念毁之,栋上一大蛇,长丈余,遂入海。子春夜梦一人乞地安置,乃办牲醴,请召安置一处。夜梦前人来谢曰:“当以一州相报。”后果因破魏兵,授南青州刺史。此类怪诞事入史,显然失当。

除其冗长,捃其菁华

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魏、北齐、周、隋八史共566 卷,而经延寿改作为南、北二史,减至180 卷,可见删掉了相当多的文字。总的看,延寿删《魏书》、《宋书》最多,原因是这两部书在八史中原来卷帙就最多,《宋书》100 卷,《魏书》更达130 卷,延寿欲省减南、北史篇幅,宋、魏二书必为砍削重点。另外,宋、魏二书为前朝人所修,南、北朝相互攻击之辞甚多,延寿作史目的之一即是纠正此弊,斧削起来又不必有得罪本朝史官的顾忌。延寿所删多为诏诰、符檄、章表,认为重要者则以简略语言概括之,意图简净。另一删削重点为南、北征战攻伐之事,这是因为延寿深知,原来各史关于战争记载多不实,夸胜讳败已为作史者惯例,延寿在此时一一核定战争胜败之迹实非易事,所以多删去。

文之所安,因而不改

对原有八史中相当一部分内容,延寿并不随意改动,只要是他认为合适的内容,则或全抄旧文,或离合编排。特别是对《陈书》、《隋书》,延寿基本上无大的增删改动。如《北史》中隋文帝、炀帝、恭帝纪论全录自《隋书》,仅《文帝纪》开头一句“龙德在田,奇表见异”,改为“树基立本,积德累仁”。南、北二史和八史各有千秋,相辅相成,对于后人了解这一历史时期来说都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长处,所以后世学者大都把南、北史和八史对照起来读,互为补充。 李延寿修史思想的核心即是“以史为鉴”,这同唐初官修史书的主导思想是相一致的,但延寿的特点在于,他善于选择一些细小而又富有典型性的事件、情节来表达出自己的思想,这当然得益于他重视“小说短书”的独特眼光和更勘杂史一千余卷的勤奋劳动,史书因此也增加了趣味性。对于某人行为不单靠直接叙述,而是通过他人的谈话来显示,也易于给读者新鲜深刻印象。

李延寿赞成国家统一的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,他纠正了南北分裂时期某些史书的种种狭隘偏见,力求实事求是地描述历史,不带狭隘的地域观念,有力地向读者展示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共同体,民族团结、民族大融合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。两史比较,《北史》比《南史》写得更好,因为李延寿和父亲李大师均为北方人,因此,对北朝的历史、掌故、风俗、人情都较熟悉,所能见到的史料也较多;另外,李唐起源于北朝,官方对北朝各代史的研究格外重视,客观上给创造了有利条件。所以,《北史》的记载比《南史》详明。

李延寿的南、北二史在普及历史知识上颇有功绩。由于卷帙不繁,易于抄写,所以得到较广泛流传,清代学者梁章钜在《退庵随笔》中就指出:自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行世以来,原有的八部正史就变得不重要了,很少有人诵习,所以时间愈久,八史阙佚愈严重。这说明南、北二史比八史更受到社会重视,更有效地传播了历史知识。后代史家对延寿曾有较高的评价,后晋人所作《旧唐书》中赞道:“李延寿研考史学,修撰删补,克成大典,方之班、马,何代无人?”宋代杰出史家司马光精研史学,博览历代史书,他在给刘道原信中感叹道:“乃知李延寿之书,亦近世之佳史也。虽于祥诙嘲小事,无所不载,然叙事简径,比于南北正史,无烦冗芜秽之辞。窃谓陈寿之后,惟延寿可以亚之也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,李延寿当年主要是依据八史来编纂南、北二史,可是到了北宋刊印正史时,《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北周书》的一些残缺反而要靠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来补足了,可见,南、北二史在客观上还起了保存历史资料、维持八史基本完整的作用。这个贡献当然是李延寿当年未想到的。

个人著作

概述

李延寿撰《南史》八十卷、《北史》一百卷。北史起魏至隋,《南史》起宋至陈。据《宋》、《南齐》、《梁》、《陈》、《魏》、《北齐》、《周》、《隋》八书,删繁补缺而成,较旧史为简明。又因李延寿家居北方,对北朝见闻较近,所以《北史》又比《南史》更为详密。清李清有《南北史合注》一百九十一卷、周嘉猷有《南北史捃华》八卷。《南史》和《北史》都是纪传体的通史。

《南史》共80卷,有本纪10卷,列传70卷。记载从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(420年)到南朝陈后主祯明三年(589年)约170年间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个政权兴亡的历史。《北史》有本纪12卷,列传88卷,共100卷。记事起于北朝魏道武帝登国元年(386年),止于隋恭帝义宁二年(618年),包括北朝魏、齐、周和隋四个封建政权230年间的史事。两书均有本纪、列传,无志、表。北宋以后,《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周书》有所残损,后人用《北史》的相关内容补入。

特点

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在思想上的价值,最突出的是宣扬天下一家的统一思想。它改变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袭用的南方与北方互称“岛夷”与“索虏”的陋习。李延寿认为南朝与北朝占有同样的历史地位。他反对把北魏以前北方一些少数政权的历史“编之四夷”。也指出东晋、宋、齐梁、陈各朝,虽偏安江南,但前后相承300余年,不承认它们历史地位的作法是不可取的。李延寿在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中不分正闰,给南北朝各政权以同样的地位。这种在历史撰述上不再强调南、北对立和华、夷界限的认识和作法,反映了民族融合的伟大成果,是历史的进步。在具体撰述中,李延寿也采取了一些适当的作法来宣扬统一意识。他对南北之间的战争采取“两国交兵不详载”(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卷13《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》条)的作法,就是有意削减对此的过分纠缠。

《南史》和《北史》在记述人物的历史活动时,通常都把所记述的人物和他的家族兴替得失、荣辱悲欢联系起来,而尤其注重说明人物的社会活动的因果同“家声”、“门风”的关系。二史也很注意家族兴替与皇朝盛衰的关系。这些都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。

《南史》和《北史》后来均被列入“二十四史”中,在我国史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本传

《旧唐书》

李延寿者,本陇西著姓,世居相州。贞观中,累补太子典膳丞、崇贤馆学士,尝受诏与著作佐郎敬播同修《五代史志》,又预撰《晋书》,寻转御史台主簿,兼直国史。延寿尝撰《太宗政典》三十卷表上之。历迁符玺郎,兼修国史,寻卒。调露中,高宗尝观其所撰《政典》,叹美久之,令藏于秘阁,赐其家帛五十段。延寿又尝删补宋、齐、梁、陈及魏、齐、周、隋等八代史,谓之《南北史》,凡一百八十卷,颇行于代。

《新唐书》

李延寿者,世居相州。贞观中,累补太子典膳丞、崇贤馆学士。以脩撰劳,转御史台主簿,兼直国史。初,延寿父太师,多识前世旧事,常以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齐、周、隋天下参隔,南方谓北为「索虏」,北方指南为「岛夷」。其史于本国详,佗国略,往往訾美失传,思所以改正,拟《春秋》编年,刊究南北事,未成而殁。延寿既数与论撰,所见益广,乃追终先志。本魏登国元年,尽隋义宁二年,作本纪十二、列传八十八,谓之《北史》;本宋永初元年,尽陈祯明三年,作本纪十、列传七十,谓之《南史》。凡八代,合二书百八十篇,上之。其书颇有条理,删落酿辞,过本书远甚。时人见年少位下,不甚称其书。迁符玺郎,兼脩国史,卒。尝撰《太宗政典》,调露中,高宗观之,咨美直笔,赐其家帛五十段,藏副秘阁,仍别录以赐皇太子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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